为了避免多疑的读者把这本书扔到角落里去，我要及时声明这不是一篇新闻报导。你不会遇到只穿衬衫的无所不晓的本市新闻版编辑，不会遇到初出茅庐、头角峥嵘的采访记者，不会遇到独家新闻，不会遇到——什么都不会遇到。
可是如果读者能允许我把第一场的背景放在《灯塔晨报》的访员室里，我一定投桃报李，严格遵守上面的诺言。
那时，我替《灯塔晨报》撰稿，领计件工资，希望有一天能当上正式职员。不知是谁拿耙子或铲子替我在一张堆满交换刊物、《国会记录》和旧资料本的长桌上清出一小块空地来。我就在那里工作。我在街上逛得很勤，市上凡是有什么小声说的，大声嚷的，哈哈笑的事情我都写，我的收入却不稳定。
有一天，特里普进来靠在我桌边。特里普在车间干活——我想他同图片有些关系，因为他身上有一股制版药品的气味，他的手总是带着酸类的染污和灼伤的痕迹。他大概二十五岁，可是看上去却有四十。他的脸被短短的、卷曲的红胡子遮去一半，象一块摆在门口，“欢迎”字样已蹭掉的棕垫。他面色苍白，很不健康，显出一副阿谀谄媚的可怜相，一天到晚净向别人借钱，数目是两毛五到一元。一元是他的最高限额。他了解自己信用的限度，正如国家化工银行对附属担保品加以分析，就了解它的水分一样。他坐在我桌子上的时候，一只手紧握着另一只手，好让两只手都不发抖。这是喝威士忌的结果。他有一种假装不在乎和冒充好汉的神气，但是骗不了谁，不过这在他借钱时有用，因为这种神气太可怜，装得太明显了。
那天，我死乞白赖地从出纳员那里领了五块亮晃晃的银元，作为星期日版编辑很勉强地采用了我的一篇特写的预支稿费。因此，我虽然并不觉得与世无争，至少已经对世界宣布了休战；我干劲十足地开始写一篇布鲁克林桥的月夜景色的稿件。
“哎，特里普，”我相当不耐烦地抬起头来看看他说，“怎么样？”他今天的模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凄惨，更瑟缩，更憔悴和更潦倒。他可怜到那种地步，那么强烈地激起了你的同情，以至你真想踢他一脚。
“你有一块钱吗？”特里普带着他最阿谀谄媚的神情问道。他那狗一样的眼睛，在长得很高的，纠缠在一起的胡子和长得很低的，纠缠在一起的头发之间的狭窄的空白地带上一眨一眨。
“有。”我说；接着又重复一遍，“我有，”嗓门更高、态度更不客气，“此外还有四块。我可以告诉你，我是好不容易才在阿特金森老头那里硬要来的。我这笔钱，”我接着说，“是要办一件事——一件非办不可，十万火急的要事，正好要用五块钱。”
我得强调这一点，因为我有一种预感，觉得当时就要损失一块钱。
“我不想借。”特里普说，这才使我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我想提供一篇好特写的线索给你，你会满意的。”他接着说。“我替你找了一个很精彩的题目，足够一栏的篇幅。如果你写得对路，一定很漂亮。取得这个材料，也许要你破费一两元。我自己不要任何好处。”
我变得和气了一些。这个建议证明特里普对于我过去给他的好处，虽然没有报答，还是知恩的。如果他当时开了窍，问我要两毛五，准能到手。
“什么样的题材？”我摆出编辑的架势，拿着铅笔问他。
“我告诉你，”特里普说，“关于一个姑娘。一个美人。绝顶地漂亮。带着露珠的玫瑰花蕾——长满青苔的花坛上的紫罗兰——你可以放手描绘一番。她在长岛住了二十年，从没到过纽约市。我在第三十四号街遇上她。她刚搭东江的轮渡来纽约。我告诉你，她是个叫人见了就要神魂颠倒的美人。她在街上把我叫住了，问我在哪里可以找到乔治·布朗。问我怎么在纽约市找乔治·布朗！竟有这种事！
“我同她聊起来，知道她下星期四就要同一个名叫多德——海勒姆·多德——的庄稼小伙子结婚。可是乔治·布朗在她年轻的幻想里还占着第一把交椅。几年前，乔治把他的牛皮靴上了油，到城里来碰碰运气。可是他忘了回格林堡去，海勒姆就入选为第二名。不过到了紧要关头，艾达——姑娘的名字叫艾达·洛厄里——找了一匹马，骑了八英里到了火车站，搭早上六点四十五分的火车来到纽约。来找乔治，你知道——你了解女人的脾气——乔治不在，所以她就要找他。
“哎，你知道，我不能让她一个人在这个赫德森河畔的满是色鬼的城里到处乱跑。我想她认为随便找个人打听，那人就会说：‘乔治·布朗？——哦，是啊——我想想看——他是个矮个子，蓝眼睛，是不是？哦，对了——乔治在第一百二十五号街，就在杂货铺隔壁。他在一家马具店里当收帐员。’她就是那么天真，那么美。你了解格林堡那类长岛的水边小村——消遣的地方只有一两个养鸭场，收入只靠摸蛤蜊和那么八九个夏季游客。她就是从那种地方来的。不过，喂——你真该见见她！
“你说我有什么办法？我没有隔宿的钱，钱的模样我都记不清了。她买了火车票，把零用钱全花了。只剩下两毛五分钱，也买了口香糖。她捧着一纸袋的糖在吃。我领她去第三十二号街我住过的一家寄宿舍，把她押在那里，要一块钱才赎得出来。这是麦金尼斯老大娘一天房租的价钱。我带你去。”
“这是什么话，特里普？”我说。“你不是说有一篇特写材料吗？东江上每条轮渡都有许多来去长岛的姑娘。”
特里普未老先衰的脸上皱纹变得更深了。从他那堆乱蓬蓬的头发里可以看出他心事重重地皱着眉头。他摊开双手，伸出颤巍巍的食指来加重他回答的语气。
“难道你看不出来，”他说，“这材料可以写一篇多么精彩的特写？你可以写得很好。围绕着这段恋爱故事，你知道，描写描写这个姑娘，加些有关真正爱情的那套玩意儿，插进几段笑话——挖苦挖苦没有见过世面的长岛人，唔，还有——反正你知道该怎么写。不管怎么样，你这篇东西换十五块钱不成问题。你只要四元左右的成本，可以净赚十一元。”
“怎么要我花四元呢？”我满腹狐疑地问他。
“一元给麦金尼斯太太，”特里普马上答道，“两元给这个女孩子作回家的路费。”
“还有一元呢？”我很快地盘算一下问道。
“一元给我，”特里普说，“买威士忌。你干不干？”
我故弄玄虚地笑了笑，摆开两条胳臂，仿佛准备继续写我手头的东西。但是这个不屈不挠，垂头丧气，卑躬屈节，假装老实的牛蒡似的倒霉鬼怎么也摆脱不掉。他的脑门子忽然变得湿中透亮了。
“难道你不明白，”他带着绝望的镇静说，“今天必须把这个姑娘遣送回家？——不是今晚，也不是明天，而是今天。我没法帮她忙。你知道，我是倒霉俱乐部的门房兼通讯秘书。我认为你可以根据这个材料写一篇东西，总可以拿到一笔钱。可是，不管怎么说，难道你不明白天黑之前，她就该回到家里吗？”
这时我开始感到那种沉重的，使人丧气的，一般称做责任的感觉。为什么这种感觉要作为一个累赘和负担落在人们肩上呢？我知道那天我在劫难逃，我辛辛苦苦挣来的钱一大部分要掏出来救济这位艾达·洛厄里。但是我对自己发誓，特里普休想弄到买威士忌的那块钱。他可以慷他人之慨，拿我的钱去行侠仗义，可是事后休想痛饮一番来纪念我的软弱可欺。我带着冷冰冰的愠怒，穿上大衣，戴好帽子。
恭顺，谄媚，想讨好我而又枉费心机的特里普，领我坐上电车，去麦金尼斯大娘的当铺。坐车是我掏的钱。看来，这位浑身都是火棉胶气味的堂吉诃德连一枚最小的小钱都没有。
特里普在一幢发霉的红砖寄宿舍前拉了一下门铃。他听到微弱的铃声，脸色刷地发白，就象兔子听到猎狗的声息似的，弯下腰，准备随时跳起来逃脱。我猜到他以前过的是怎样的生活，他被房东太太的脚步声吓破了胆。
“先给我一块钱——快！”他说。
门打开了六英寸宽的一条缝。麦金尼斯大娘站在那里，瞪着一双白眼——我没说错，是白的——一张黄脸皮，一手抓住身上肮脏的粉红色法兰绒睡衣的领子免得它散开来。特里普一声不吭，把那块钱塞进门缝，这才为我们买了路进去。
“她在客厅里。”麦金尼斯太太说罢便扭过身，把睡衣后背对着我们。
阴暗的客厅中央，一个姑娘坐在一张有裂纹的大理石桌子旁边，称心如意地哭着，同时嚼着口香糖。她是个毫无瑕疵的美人。哭泣只不过使她那明亮的眼睛更加光彩照人。当她嚼口香糖的时候，你只联想到这个动作的诗意，同时羡慕那块毫无知觉的糖。夏娃出世五分钟后，想必同现在这位十九岁或二十岁的艾达·洛厄里小姐是一个模样。特里普替我作了介绍，一块口香糖便因此受到冷落。这期间她对我表示了一种天真的兴趣，就象一头（评选得奖的）小狗可能对一只爬行的甲虫或者青蛙表示兴趣一样。
特里普在桌边站定，一手撒开五指按在桌上，就象一位律师或者司仪。其实他什么“师”都不象。他那件褪色的上衣领子扣得高高的，似乎要掩饰领带和衬衫的欠缺。我看到他那乱蓬蓬的头发和胡子之间的一双游移不定的眼睛，就想起一条苏格兰狗。一刹那间，我觉得当着这样一位落难佳人的面，作为特里普的朋友被介绍给她实在丢人。不过特里普显然打算主持所有的仪式，不论这些仪式是什么。从他的动作和姿态中，我认为他企图把这个场合当作报纸特写材料强加给我。他还存有一线希望，想从我这儿弄到买威士忌的那一块钱。
“洛厄里小姐，我的朋友，”（我打了个冷战。）“查默斯先生，”特里普说，“他的意见会同我刚才讲的一样。他是新闻记者，比我能讲话。所以我把他带来了。”（噢，特里普，难道你需要的是一位能说会道的演讲家吗？）“他懂得很多事情，他会告诉你怎么办最合适。”
我坐在那张摇摇晃晃的椅子上，实际上是用一条腿支着。
“唔——呃——洛厄里小姐，”我对特里普那套拙劣的开场白心里气得要命，只得这样开口说，“我当然乐于效劳，不过——呃——由于我还不清楚这件事的情况，我——呃——”
“哦，”洛厄里小姐粲然一笑说，“事情没有那么严重——没有什么情况，从我五岁时来过纽约后，这还是我自己头一次来，我没想到纽约有这么大。我在街上遇到——斯尼普先生，向他打听我的一个朋友，他就把我领到这儿来，让我等着。”
“洛厄里小姐，”特里普说，“我劝你把所有事情都告诉查默斯先生，他是我的朋友，”（这时候我已经习惯了。）“他会告诉你该怎么办，准没错。”
“当然可以。”艾达小姐嚼着口香糖对我说。“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就是——喏，什么都安排好了，让我下星期四晚上跟海勒姆·多德结婚，他有二百英亩地，水边的地很多；还有一个菜园子，在岛上算是数一数二的。可是今天早晨我备了马——一匹叫做舞蹈家的白马——我骑马到了火车站。我对家里人说我是去苏珊·亚当斯那儿玩一天。我想这是撒谎，不过我不管。我坐火车到了纽约，在街上遇见了弗里普先生，问他知不知道在哪儿可以找到乔——乔——”
“喂，洛厄里小姐，”在她期期艾艾的时候，特里普大声插嘴说，非常没有礼貌，非常鄙俗，“你喜不喜欢海勒姆·多德这个小伙子？他挺不错，待你也挺好，是不是？”
“我当然喜欢他。”洛厄里小姐说。“海很不错，他待我当然很好。谁对我都很好。”
这一点我可以发誓。在艾达·洛厄里小姐一生中，所有男人都会对她很好的。他们一定会争先恐后替她打伞，替她取行李，捡起她的手绢，请她喝汽水。
“可是，”洛厄里小姐接着说，“昨晚我想起乔——乔治，我——”
她那金发光泽的脑袋倒在紧握着的搁在桌上的两只胖乎乎的手上。一场多美妙的四月的暴风雨啊！她纵情地呜呜哭了起来。我希望我能够安慰她。可我不是乔治。同时我又为自己不是海勒姆而庆幸——不过我也很难过。
这场骤雨慢慢过去了。她伸直了腰，显得很勇敢，露出了笑容。她一定能成为非常好的妻子，因为哭泣只是使她的眼睛更明亮，更温柔。她往嘴里放了一块口香糖，开始讲她的经历。
“我想我也许傻得要命，”她一面抽抽噎噎地叹气，一面说，“可是我没有法子。乔——乔治·布朗跟我，从他八岁，我五岁的时候起，我们就爱上了。他十九岁那年离开了格林堡进城来——那是四年以前的事了。他说他要当警察或铁路总经理之类的人，然后回来找我。但是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可我——我又喜欢他。”
看来第二阵眼泪已迫在眉睫，可是特里普挺身而出，挡住了这个缺口。该死的家伙，我看透了他的把戏。他是想把这个场合搞成特写材料，达到他卑鄙的目的，从中渔利。
“说吧，查默斯先生，”他说，“告诉这位小姐该怎么办。我就是这样告诉她的——你跟她直话直说。说吧。”
我咳了一声，竭力按捺住我对特里普的怒火。我明白我的责任所在。我被他骗进了狡猾的圈套，如今脱不了身。特里普第一个论点倒是公平正确的。一定要把这位小姐当天送回格林堡去。一定要同她讲道理，说服她，让她安心，教她怎么办，替她买好火车票，马上送她回去。我恨海勒姆，我鄙视乔治；但是责任一定要尽到。崇高的责任感同区区五块钱是不很相容的。但有时候也可以把它们调和一下。我的任务就是先当一阵子预言家，然后代付盘缠，因此我装出所罗门兼长岛铁路客票总售票员的神气。
“洛厄里小姐，”我把话说得尽量动听，“生活毕竟是相当奇怪的。”说出口后，我自己觉得这些话有点耳熟，我希望洛厄里小姐从没有听到过科汉先生的歌词。“我们很少同初恋的情人结婚。我们早期的恋爱披上了青春的奇异光辉，往往不能实现。”最后一句说出来有点儿陈词滥调的味道。“可是那些珍藏在心中的美好理想，”我接着说，“不论它们多么不切实际，多么虚缈，往往在我们未来的生活上投射一片绚丽的余辉。然而生活除了梦幻之外，还充满了现实的东西。人们不能依靠回忆生活。洛厄里小姐，我想请问一下，假如除了甜蜜的回忆以外，多德先生在其它方面似乎还——呃——合格的话，你是否认为可以跟他度过幸福的——就是说，满足的、和谐的一生？”
“哦，海是挺好的。”洛厄里小姐回答说。“我可以跟他过得挺好。他答应给我买一辆汽车，一条摩托船，可是不管怎么样，婚期临近的时候，我不由得希望——不由得想起乔治来。他一定是出了什么事，不然总该写信来的。分手的那天，他和我用铁锤和凿子把一枚一毛钱的银币凿成两半。我拿一半，他拿另一半，我们许下了愿，彼此永不相忘，永远收藏着那两半银币，直到我们再次见面。我那一半现在藏在家里梳妆台抽屉中的一个戒指盒里。我想我来这儿找他是犯傻。我没料到城里有这么大。”
这时，特里普刺耳地笑着插了嘴，他还想凑些小插曲、小花絮来博取他所渴求的那可怜的一块钱。
“哦，那些乡下小子进了城，见了一点世面就忘乎所以了。我猜乔治大概成了流浪汉，不然就是被别的女人缠住了；再不然就是喝上了威士忌或者赌赛马，把自己毁了。你听查默斯先生的话回家去，包你万事大吉。”
现在到了该行动的时候了，因为时针将近正午。我皱着眉头瞪了特里普一眼，再温和地、富有哲理地同洛厄里小姐讲道理，很细致地让她相信立刻回家的重要性。我还着重告诉她一个送理，就是她不必把她来到这个吞食了不幸的乔治的城市的奇迹或者事实告诉海勒姆，即使她不说，也不会影响她未来的幸福。
她说她把马（倒霉的畜生）拴在火车站附近的一棵树上，特里普和我嘱咐她一到站就骑上那匹有耐性的马儿，尽快赶回家。到家以后，她要说怎么跟苏珊·亚当斯痛痛快快地玩了一天。她可以向苏珊打个招呼——这点我想不成问题——然后什么事也没有一了。
这时候，美色当前，我心里动了一下，对这种冒险也热心起来。我们三人赶到轮渡码头，我发现去格林堡的票价不过一块八毛钱。我买了一张票，又用剩下的两毛钱买了一束红而又红的玫瑰花送给洛厄里小姐。我们送她上了轮渡，站在码头上望着她向我们挥动手绢，直到变成一个几乎看不清的小白点。然后，特里普同我面面相觑，回到了尘世，干枯冷寂地留在生活的黯淡现实的阴影里。
美和爱创造出来的魅力，在逐渐消退。我瞅着特里普，差点儿要发出冷笑。他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显得苦恼，可鄙和恶劣。我摆弄着口袋里剩下的两块银元，轻蔑地半合着眼皮看看他，他勉强装出能抵挡一阵的样子。
“你凭这个材料写不出一篇特写吗？”他沙哑地问我。“哪怕你捏造一部分，好歹总算一篇特写吧？”
“一行都写不了。”我说。“如果我拿这样的狗屁交上去，可以想象出格兰姆斯的脸色会变成什么样。不过我们总算帮了这位小姐的忙，恐怕只有这一点才算是我们的报酬了。”
“我很过意不去。”特里普说，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害得你破费，我很过意不去。我嘛，以为是发现了一个好题目，我是说——一个可以写成相当精彩的特写的素材。”
“我们还是把它忘了吧，”我用值得赞扬的强颜为欢的口气说，“我们坐电车穿过市区回去吧。”
我横下心肠，不容他说出他那显而易见的欲望。不管他软磨硬抗，也休想搞到他渴望的那一块钱。那类冤枉事我已经干够了。
特里普软弱无力地解开他身上那件花纹已经褪色，边缘已经磨破的上衣，探手到一个很难够着的，深得象窟窿似的口袋里去掏一条曾经是手帕的东西。他正掏着的时候，我看到他坎肩上横挂着一条廉价的镀银表链的闪光，表链上吊着一件东西。我伸出手去，好奇地一把抓住。那是用凿子凿开的半板一毛钱的银币。
“怎么？”我说，使劲盯着他。
“哦，是的。”他木然说道。“我就是乔治·布朗，又名特里普。有什么用？”
除了基督教妇女禁酒联盟以外，我请问有谁不同意我马上掏出给特里普买威士忌酒的一块钱，并且毫不犹豫地放到他手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