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卡列宁的微笑《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外国名著

１窗子外是一个山坡，长满了枝干歪扭痉挛的苹果树。密密树林在山坡之上占据了一大块空间，山岭的曲线一直伸向远方。黄昏降临的时候，皎洁的月亮升入白晃晃的天空。特丽莎向外走去，久久地站在门槛上。一轮玉盘悬在尚未黑下来的夜空，看似人们早上忘记关掉了的一盏灯，一盏灵堂里的长明灯。沿着山坡生长出来的弯弯苹果树，没有一棵离得了他们的扎根之地，正如无论是托马斯还是特丽莎都离不了他们的村庄。他们已经卖掉了小汽车、电视机、收音机，这样才从一位搬家进城的农民那里买来了一栋小小的房舍和花园。对于他们来说，乡村生活是他们唯一的逃脱之地。只有在乡村，人员才会出现经常的紧缺，居住设施才会富余宽松。去地里或树林里干活，不会有人来找麻烦看你过去的政治表现，也没有人嫉妒你。特丽莎庆幸自己终于放弃了城市，甩掉了醺醺醉鬼对她的侵扰，还有在托马斯头发上留下隐名女人的下体气味。警察局不再来纠缠了。同工程师的那段插曲与佩特林山上一幕混为一体，她很难说清那是真实还是梦境。（事实上那工程师是秘密警察雇佣的吗？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借一套房子用来幽会并且不再与同一个女人来往的男人，也并不少见。）不管怎样，特丽莎高兴地感到她终于达到了目的：她和托马斯单独生活在一起了。是单独？让我说得更准确一些：“单独”生活，意昧着与以前所有的朋友和熟人中断关系，把他们的生活一刀两断。然而，他们还是生活在人们的陪伴之下，与这里的乡下人工作在一起，完全感到温暖如家。他们经常互相串串门。他们那天在有俄国街名的矿泉区，碰到那位地方集体农庄主席。当时特丽莎在自己心中发现了一幅田园生活的图景。这幅图景来自她曾经读过而且至今记得的书本，或者来自她的先辈。这是一个和谐的世界，大家一起生活在一个幸福的大家庭里，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生活常规：星期天的教堂礼拜，男人们得以避开自己婆娘的小酒店，星期六在小酒店厅堂里的乐队演奏以及跳舞的村民。然而，当局管治下的乡村生活已不再具有往昔的模样了。教堂在附近的村庄里，没有人到那里去；小酒店变成了办公室，男人们找不到地方聚会和喝啤酒；青年人也没有地方跳舞。教堂庆典假日已被禁止，没有人关心非宗教的种种取代性活动。最近的电影院也在十五英里外的小镇上。这样，一天吵吵嚷嚷嘻嘻哈哈地劳累下来，他们只能把自己关在四壁之内，被散发出袭人寒气般怪昧的现代家具所环绕，呆呆地看一阵闪来闪去的电视。他们除了晚饭前顺路到某个邻居家扯一两句闲话以外，从不到别人家去做客。他们都梦想着搬进城去。这样的农村生活对他们来说，哪怕微乎其微的一点趣味也没有。没有人愿意在这里定居，也许正是这一事实使政府放松了对农村的控制。一个农民，不再拥有自己的土地，仅仅只是个耕地的劳动力，便无须再对什么家乡成工作尽心尽力。他没有什么可以失去，没有什么值得害怕。这种冷漠的结果，是农村保存了更多的自由和自治。集体农庄主席不是从外面派来的（象城里所有高层的经理那样），是村民们从他们自己当中推选出来的。人人都想离开，于是特丽莎和托马斯就成了一种例外的情况：是自觉自愿来的。村民们都想争得机会，以便去镇上东游西荡混上一个白天，特丽莎和托马斯却情愿呆在乡下，这样的话，不用多久，他们对村民们的了解，比村民们的互相了解还要多。集体农庄主席成了他们真正的至交好友。他有一个老婆、四个孩于，一头喂得象狗一样的猪。猪的名字叫摩菲斯特，它是这个村庄的骄傲和主要兴趣焦点。它可以回答主人的召唤，总是很干净，有粉红色的皮肉，踏着四蹄大摇大摆，很象一个大腿粗壮的妇人踩在高跟鞋上。卡列宁第一次看到摩菲斯特，十分惶惶不安，围着它嗅了好久。但他很快就与对方交上了朋友，友好之至，甚至爱它胜过爱村子里的狗类。确实，他对狗类除了蔑视外别无任何好感。这些狗总是被套在他们的狗舍里，老是傻头傻脑并且毫无目的地叫嚷不休。我平心而论，卡列宁极为欣赏自己与猪的友谊，正确地估计了自己同类的价值。主席很高兴帮助他以前的外科医生，尽管他同样处在发愁的时候，办不了更多的事。托马斯当上了小卡车司机，把农庄工人送到地里去，还拉点设备什么的。集体农庄有四个大大的奶牛棚，还有一棚小母中，共四十头。特丽莎负责照管这些牛，每日两次把它们送到草场去。一些较近又较为容易进入的草场，都要被割得光秃秃的了，她只好超着中群到山地里去放牧，渐渐地越找越远，越跑越宽，一年下来，就把四周远远近近的牧场都跑了个遍。如同在她小镇的青春岁月里那样，她总是带着一本书，白日来到牧场上，便开始把它打开，读起来。卡列宁总是陪着她，见到小奶牛活泼得过分，或者试图摆脱人的控制，它就学会了猪搞叫，显然把这一切于得有滋有昧。他毫无疑义是他们三个中间最快活的一个。他前所未有地取得了时钟掌管者的地位，以至如此受到尊敬。乡村生活中无即兴可言，特丽莎和托马斯的衣食起居都越来越按部就班，接近他的时间表。一天午饭后（这个时候他们都有一个小时的闲暇），他们带上卡列宁到屋后的小山坡上散步。“我不喜欢他跑起来的样子。”特丽莎说。卡列宁的一条后腿有点跛。托马斯弯腰细心查看了一番，发现在跗关节附近有一处小小的伤口。第二天，他把卡列宁置于卡车驾驶座前，顺路带他去相邻的一个村庄，找一位本地的兽医。一个星期后，他又去看了一次兽医，回家时来了一个消息：卡列宁得了癌症。托马斯花了三天时间，加上兽医的帮忙，给他动了手术。托马斯带他国家时，他还没有完全解除麻醉。他睁着眼，呜咽着，躺在他们床边的小毯子上，剃得光光的一只大腿上，切口和缝合的六针令人心痛地明显可见。最后，他试图站起来。他失败了。特丽莎一阵恐慌，担心他再也不能走路。 “不要着急，”托马斯说，“他还在麻醉之中。” 她试着把他抱起来，但被他咬了一口。这是他第—次咬她。 “他认不出你，”托马斯说，“他不知道你是淮。” 他们把他抱到床上，没过多久，他和他们一样睡着了。凌晨三点钟，他突然把他们弄醒，播着尾巴爬到他们身上，一个劲地贴上来蹭着，怎么也不满足。这也是他第一次把他们弄起来！往常他总是等着他们中间的一个醒来，然后才敢于往他们身上跳的。现在还是深夜，他却无法控制自己地突然来了。谁能说出他在康复的路途上走了多远？谁知道他正在同什么幽灵搏斗？他正在家里，同他亲爱的朋友在一起，他似乎正强迫他们来分享一种极度的欢欣，一种回归和再生的欢欣。２《创世纪》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上帝创造了人，是为了让人去统治鱼、禽和其他一切上帝的造物。当然，《创世纪》是人写的，不是马写的。上帝是否真的赐人以统辖万物的威权，并不是确定无疑的。事实上，倒有点象这么回事，是人发明了上帝，神化了人侵夺来的威权，用来统治牛和马。是的，即使在血流成河的战争中，宰杀一匹鹿和一头牛的权利也是全人类都能赞同的。我们受赐于这种权利的原因，是我们站在等级的最高一层。但是如果让第三者进入这场竞争——比方说，一个来自外星的访问者，假如上帝对这个什么说：“子为众星万物之主宰”——此刻，《创世纪》的赐予就成为了问题。也许，一个被火星人驾驭着拉套引车的人，一个被银河系居民炙烤在铁架上的人，将会回忆起他曾经切入餐盘的小牛肉片，并且对牛（太迟了！）有所内疚和忏悔。特丽莎伴着牛群行走，赶着它们，为职责所迫而对它们给以约束，因为小牛们活蹦乱跳，爱往地里跑。卡列宁总是陪着她，天天如此随她去草场已有两年了。他总是乐于对牛群的严厉，冲着它们吼叫，维护自己的权威（他的上帝给了他统治牛类的威权，他为此而骄傲）。然而今天，他实在困难重重，—靠三条腿一跛一跛，第四条腿上还带着正在化脓的伤口。特丽莎总是弯下腰去抚摸他的背脊。很清楚，动手术两个星期之后，癌症还在继续扩散，卡列宁将每况愈下。路上，他们碰到一位邻居，那女人脚踏套鞋急着去中棚，却停了够长的时间来问： “这狗怎么啦？看起来一跛一拐的。”“他得了癌症，”特丽莎说，“没希望了。”她喉头梗塞，说不下去。那女人注意到了特丽莎的泪水，差点冒起火来：“天呐，不要跟我说了，你要为一条狗嚎掉一条命呵！”她并无恶意，是个好心的女人，只是想安慰特丽莎。特丽莎懂得的。在乡村这一段时光里，她已经意识到，如果乡亲们象她爱卡列宁一样也爱着每一只兔子，那么他们就不可能屠杀任何禽兽，他们和他们的禽兽就都要饿死。但是，眼下这位妇人的话还是使她一震，觉得不够友好。“我懂的。”她顺从地回答，很快转过身子径自走了。她对狗所承担的爱，使她感到隔绝和凄凉。她掺然地笑笑，对自己说，她需要把这种爱藏得更深些不至于招人耳目。人们想到某人爱着一条狗的话，必然会纷纷义愤。但如果哪个邻居发现特丽莎对托马斯不忠，却会在她背上开玩笑地拍上一掌，作为暗中团结一致的信号。象平常一样，特丽莎在山路上继续走着，看着她的牛互相挤擦，想到这是些多么好的小牲口。安详、诚实，有时候孩童般地活泼，看上去都象些故作稚态的老人。没有什么比牛的嬉戏更使人动心了。特丽莎在它们的一些滑稽动作中得到乐趣，不禁想到（两年的乡村生活中，这个观念一直在不断地向她闪回），一个人简直是牛身上的寄生虫，如同绦虫寄生在人身上：我们吸血鬼一样吸吮着牛乳。非人类的生物可能在他们的动物学书本里是这样来界定人的：“人，牛的寄生物。” 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个界定当作一个玩笑，用一种自觉优越的哈哈笑声把它打发。但是特丽莎是认真对待它的，因此发现自己处于某种不安全的地位：这种观点很危险，正在使她与人类的其他人拉开距离。尽管《创世纪》说上帝给予了人对所有动物的统治权，我们还是可以解释，这意昧着上帝仅仅是把它们交付给人来照看。人不是这颗星球上的主人，仅仅是主人的管理者，于是最终应该对管理负责。笛卡儿向前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他认为人是“mat—treetproprietairedelanature（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毫无疑义，他的这一步与他直截了当地否认动物有灵魂，有着深深的联系。笛卡儿说，人是主人，人是所有者，因此野物仅仅是一种自动机，一种能活动的机器。一个动物感觉伤心，这不是伤心，只是一种不中用了的装置发出刺耳噪声。一辆马车的轮子咬咬嘎嘎作响，并不是什么痛，只是需要加油而己。所以，我们毫无理由为一条狗在实验室被活活剖开而悲伤。牛群开始吃草了，特丽莎坐在一个树桩上，身边的卡列宁把脑袋搁在她的膝头上。她回忆起约摸十年前在报上读过的一条补白新闻，仅仅两行宇，谈的是在俄国某个确切的城市，所有的狗怎样被统统射杀。这是一篇不显眼而且看来没什么意义的小文章，但正是它，使她深深感到了对祖国那个超级邻居的绝对恐怖。这篇文章是后来一切事情的预兆。入侵后开始的几年，恐怖统治还不怎么典型。整个民族没有一个人在实际行动上赞同占领当局，占领者们不得不搜寻出少许例外，把他们推上台。但是他们能到哪里去找呢？对当局的忠诚和对超级邻居的热爱都死了。他们只能找那些为了什么事来报复生活的人，找那些脑子里总想报仇泄愤的人。然后，他们不得不注重、培养和保持这些人的侵略挑衅素质，给他们一些临时的代用品进行实践。他们看中的代用品就是动物。很快，报纸开始推出特写专栏，组织读者来信运动，比方说，要求在市区范围内消灭鸽子。鸽子眼看着将遭到灭绝。但最主要的运动矛头是指向狗。人们仍然在占领的大祸中惶恐不宁，电台、电视台以及报纸却大谈特谈其狗：它们怎样弄脏了我们的街道，怎样乱喊乱叫，怎样危及我们孩子们的身体健康，百弊无利，百害无益，而且还得绘它们东西吃。他们煽起的热潮如此丧心病狂，以至特丽莎一直害伯哪位疯狂的暴徒会来伤害卡列宁。仅仅一年以后，积累起来的怨很（怨恨一直在发泄，落到动物头上只是作为一种训练），找到了它的真正目标：人。人们开始从工作岗位上被赶走，被逮捕，被投入审判。动物终于可以自由呼吸了。卡列宁把头静静地搁在特丽莎的膝头上，她不停地抚摸着它，另一些想法又在脑子中闪现：对自己的同类好，并不是什么特殊的功绩。她不得不公平大方地对待其他村民，是因为不这样做她就不可能生活在那里。即使是对托马斯，她的爱举也是出于责任，因为她需要他。我们从来不能确定地指出，我病人际关系中的哪一部分是我们感情的结果 ——出自爱慕、厌恶、仁慈，或者怨恨——还有哪一部分是被各自生活中某种永恒的力量所预先决定。真正的人类美德，寓含在它所有的纯净和自由之中，只有在它的接受者毫无权力的时候它才展现出来。人类真正的道德测试，其基本的测试（它藏得深深的不易看见），包括了对那些受人支配的东西的态度，如动物。在这一方面，人类遭受了根本的溃裂，溃裂是如此具有根本性以至其他一切裂纹都根源于此。有一头牛对特丽莎表示友好。小牛停下来，用棕色的大眼睛盯着她。特丽莎认出了这头中，一直叫它玛克塔。她总是乐于给所有的牛取名字，不过牛太多了，她做不到。不久以前，大约是四十年以前，村庄里所有的牛都是有名字的（如果有一个名字就意昧着有一颗灵魂的话，我可以说，这些中都有一颗憎恶笛卡儿的灵魂）。但是后来，各个村庄都变成了大集中的工厂。牛只能在牛栏里五码见方的一块小地方毕其终身。从那以后，它们就没有名字了，成为了machinaeanimate（能活动的机器）。世界证明了笛卡儿是正确的。特丽莎总是出现在我的眼前。我看见她坐在树枝上，抚摸着卡列宁的头，反复思索着人类的滨裂。我脑海中又出现了另一幅图景：尼采离开他在杜林的旅馆，看见一个车夫正在鞭打一匹马。尼采跑上前去，当着车夫的面，一把抱住了马头放声大哭起来。这件事发生在1889年，当时尼采也正在使自己离开人的世界。换一句话说，他的精神病就是在那时爆发了。但是正基于这个原因，我觉得他这一动作的广阔内涵是：尼采正努力替笛卡儿向这匹马道歉。他的精神失常（这是他最终与人类的快别）就是在他抱着马头放声痛哭的一瞬间开始的。这就是我所热爱的尼采，正如我所热爱的特丽莎——一条垂危病狗把头正搁在她的膝盖上。我看见他们肩并着肩，一齐离开了大道向下走去。那条大道上正前进着人类， “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３卡列宁生出了两个面包圈和一只蜜蜂，对自己的后裔目不转睛，惊讶不已。两个面包圈当然绝对安详，只有蜜蜂摇摇晃晃转着圈，好象中了毒，过了一会儿，它升起来，飞走了。这事发生在特丽莎的梦里。等托马斯醒来，她告诉了他。两人都从这个梦里找到了确切的安慰。这个梦把卡列宁的疾病变成了孕生，生产的一幕和生下来的东西又可笑又动人：两个面包圈和一只蜜蜂。她再次被一些不合理辑的希望所纠缠。她下了床，穿上衣。随着外出买牛奶，面包、面包圈等等，这里的一天又开始了。她叫上卡列宁，发现对方除了抬头以外没有其他反应。这是他第一次拒绝参加自己努力建立起来的常规仪式。她撇下他独自去了。“卡列宁呢？”柜台里的女人已经象平常那样，准备好了卡列宁的面包圈。特丽莎将其放入袋子带回家，取出来递给仍然躺在门道里的他，希望他能过来取定。但他只是躺在那里，一动不动。托马斯看出特丽莎心里多么沉重。他用自己的嘴叼住面包圈，面对着卡列宁四肢落地，慢慢地爬过去，卡列宁的眼睛随着他转，似乎透出了一丝兴趣的微光，但仍然没有振作起来。托马斯把脸凑到他的鼻子跟前，他身子还是没有动，但张嘴咬住了面包圈的那一端，想把它从托马斯口里拖出去。托马斯这才松了自己的这一端，好让卡列宁能够完全吃掉它。还是四肢落地，还是弓若背脊，托马斯退了一点点，开始狺狺叫，让对方以为自己要争夺面包圈奋力一战了。一会儿，狗也狺狺叫唤作出反应！这正是他们所希望的！卡列宁还爱玩耍！卡列宁还没有失去生存的愿望！这些狺狺叫声是卡列宁的微笑，他们希望它能够继续下去，尽可能长久。于是托马斯爬回他那里，咬着卡列宁嘴里露出来的面包圈另一端。他们的脸如此贴近，托马斯可以嗅到狗的呼吸气流，可以感到卡列宁鼻上的长毛拂得自己痒痒的。狗又叫出一声，嘴巴抽动着；现在他们各自咬住了半个面包圈。卡列宁犯了一个老的策略错误：丢下了他的那半个，希望捕获主人口中的那半个，总是忘记了托马斯有一双手，并不是一条狗。托马斯没有吐出自己口里的半个，顺手又捡起了地上的另一半。 “托马斯！”特丽莎叫起来，“你要拿走他的面包圈吗？” 托马斯把两个半块都放在卡列宁面前的地上，对方很快吞下了一个半块，叼着另一半得意洋洋了好一阵，炫耀他的双双获胜。他们站在那里看着他，又一次觉得他是在微笑，他的微笑能持续多久，生活的主题就能持续多久，就能抗拒死神的判决。第二天，情况确实显得有了改善。他们吃了午饭，又到了带他出去作常规散步的时间。按照习惯，他要开始跑步了，在他们之间一会儿前一会儿后从不停歇。然而在这一天，特丽莎取来皮带和项圈，只被他兴趣索然地看了看。他们努力放出兴高采烈的眼光（为他高兴和为了使他高兴），给他鼓劲，让他振作一点。长久的等待之后，他仍然使他们遗憾，靠着三条腿踉跄了一下，任她套上项圈。 “特丽莎，我知道你讨厌照相机，”托马斯说，“但今天带上吧，你说呢？” 特丽莎打开了橱柜，翻找那台抛弃了多年也遗忘了多年的照相机。“总有一天，我们会为这些照片高兴的，”托马斯继续说，“卡列宁曾经是我们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 “曾经？什么意思？”特丽莎好象被蛇咬了一口。照相机就搁在她面前的橱柜里，伸手可得，但她不愿意弯腰取出来，“我不愿意带上它。我不去想什么失去卡列宁。你呢，提起他的时候却用过去时态！” “对不起。”托马斯说。 “没有什么，”特丽莎温和些了，“我发现我每次想他都是用过去时态，我总是把它们从脑子里赶出去。我不愿意带照相机，就是这个原因。” 他们在沉寂中走着，沉寂是他们不用过去时态来思索卡列宁的唯一方式。他们不让他跑远了，久久地与他呆在一起，等待他的微笑。他没有笑，只是伴随他们走着，用他的三条腿一跛一跛。 “他这样做只是为了我们，”特丽莎说，“他并不想散步，只是为了让我们快乐。” 她的话中透出一种悲哀，她还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快乐的。他们不是没有悲哀而快乐，恰好是因为悲哀而快乐。他们拉紧了手，眼睛中都闪动着一幅共同的景象：一条跛脚的狗代表了他们生命中的十年。又走了一会儿。使他们极为沮丧的是，卡列宁停住了，往回走去。他们也只得转身。大概就是在那一天或是第二天，特丽莎走进屋时正碰上托马斯在读一封信。听到门开了，他把信插入另外一沓纸当中。但她还是看见了这一动做，出门的当儿还注意到对方把那封信塞到了衣袋里。不过他忘记了信封。特丽莎看见他离家出门，立即把信封找来细细研究了一番。信封上地址的字迹眼生得很，但非常工整，她猜测这是出自女人之手。他回家来，她淡淡地问来了什么信没有。 “没有。”托马斯的话给特丽莎注入了一种绝望，比绝望更糟糕，因为她对此已经渐渐不习惯了。不，她不相信他在村子里有个秘密情人，要是那样就完了，但绝不可能。她清楚他在每分钟工余时间里做的一切。他一定是与布拉格的某个女人藕断丝连，那个女人与他来说意义如此重大，以至她不再在他头发上留下下体气昧以后，他居然还想着她。特丽莎不相信托马斯会为了那个女人而离开自己，但是他们两年乡村生活的幸福，看来被几句谎言玷污了。一个旧的念头向她闪回来：她的归宿是卡列宁，不是托马斯。他走了之后谁来给他们的岁月之钟上发条呢？思想推向未来，一个没有卡列宁的未来，特丽莎有一种被抛弃之感。卡列宁正躺在角落里呜呜哀鸣。特丽莎走入花园，目光落在两裸苹果树之间的一块草地上，想象在那里埋葬卡列宁。她把鞋跟扎入泥土，在草丛里划出一个长方形。这里将是他的墓穴。 “你在干什么？”托马斯很惊奇，象几个小时前她看见他读信时的惊奇一样。她没有答话。托马斯注意到她的手好几个月以来第一次颤抖了，他紧紧抓住它们。但她把手挣脱出去。 “这是卡列宁的墓？” 她没有回答。她的沉默激怒了他，终于使他爆发：“你先是责怪我，说我想他的时候用什么过去时态，而接下来你干了些什么？你到这里来安排后事！” 她转身用背冲着他。托马斯退回自己的房间，狠狠地关上门。特丽莎走过去，推开门：“别成天想着你自己，至少也得为他考虑考虑吧，”她说， “你把他闹醒了，他现存又开始呜咽了。” 她知道自己是不公正的（刚才狗并没有睡着），知道自己的所为就象最粗俗的泼妇，一心要刺病人并知道痛得如何。托马斯蹑手蹑脚走进卡列宁躺着的房间，但她不愿让他单独与狗呆在一起。他们一人一边，双双把头向卡列宁凑过去。这一动作中没有什么和解的暗示，恰恰相反，他们各自都是单独的。特丽莎与她的狗共处，托马斯则同他的狗共处。他们被分隔了，各自形影相吊。说来也惨，他们就—直这样呆着，度过了卡列宁最后的时光。４为什么对特丽莎来说，“牧歌”这个词如此重要？我们都是被《旧约全书》的神话哺育，我们可以说，一首牧歌就是留在我们心中的一幅图景，象是对天堂的回忆：天堂里的生活，不象是一条指向未知的直线，不是一种冒险。它是在已知事物当中的循环运动，它的单调孕育着快乐而不是愁烦。只要人们生活在乡村之中，大自然之中，被家禽家畜，被按部就班的春夏秋冬所怀抱，他们就至少保留了天堂牧歌的依稀微光。正因为如此特丽莎在矿系区遇到集体农庄主席时，便想象出一幅乡村的图景（她从未在乡村生活也从不知道乡村），为之迷恋。这是她回望的方式——回望天堂。亚当，探身于井口，却没有意识到他看见的就是自己。他不会懂得特丽莎还是小姑娘的时候，何以要站在镜子面前试图透过自己的身体看到灵魂。亚当有点象卡列宁。特丽莎曾经玩了个游戏，让他面对镜子看到自己，但他根本不能辨认自己的形象，带着一种难以置信的无所谓，心不在焉地盯了一阵。亚当与卡列宁的比较，把我引向了一种思索：在天堂里人还不是人。更准确地说，人还没有被投放到人的道路上来。现在，我们已经被抛掷出来很长的时间了，循一条直线飞过了时间的虚空。在什么深层的地方，还是有一根细细的绳子缚着我们，另一头连向身后远处云遮雾绕的天堂。亚当在那里探身看一口井，不象那喀索斯，他甚至从未疑心那井里出现的淡黄色一团就是他自己。对天堂的渴望，就是人不愿意成为人的渴望。她还是孩子的时候，无论何时走道母亲带有经血污痕的卫生纸，就感到作呕，恨母亲竟然寡廉鲜耻不知把它们藏起来。然而卡列宁毕竟也是雌性，也有他的生理周期。它每六个月来一次，一次长达两个星期。为了不让他弄脏房子，特丽莎在他的两腿之间塞上一迭脱胎棉，用一条旧短裤包佐，再用一条长丝线很巧妙地把它们紧紧系在身子上。她看着这个能对付每次整整两个星期的装备，笑了又笑。为什么狗的行经使她开心和欢心，而自己行经却使她恶心呢？对我来说答案似乎是简单的：狗类不是从天堂里放逐出来的。卡列宁绝不知道肉体和灵魂的两重性，也没有恶心的概念。这就是特丽莎与他在一起时感到如此轻松自如的原因。（也正因为如此，把一个动物变成会活动的机器，一头中变成生产牛奶的自动机，是相当危险的。人这样做，就切断了把自己与天堂连接起来的线，在飞越时间的虚空时，他将无所攀依和无所慰藉。）从这堆混乱的念头里，特丽莎生出一种摆脱不开的亵渎的思想，她认为，联系着她与卡列宁的爱，要比她与托马斯的爱要好。不是大一些，是好一些。她既不想挑剔托马斯也不想挑剔自己。她也不希望、宣称他们彼此能有更多的爱，她的感觉是给出一种人类情侣的本性。人类男女之爱对于人与狗之间存在的友爱来说（至少在最佳例证中是如此），预先就低了一等。人类历史上这种奇怪的现象，可能是造物主始料不及的。这完全是一种无我的爱：特丽莎不想从卡列宁那里获取什么，从未要求他给予爱的回报。她从未问过自己那种经常折磨人类情侣们的问题：他爱我吗？他是不是更爱别人？他比我爱他爱得更多吗？也许我们所有这些关于爱情的问题，这些度量、测定、试探以及对爱情的挽救，都有一个附加效果，就是把爱情削弱。也许我们不能爱的原因，就是我们急切地希望被人爱，就是说，我们总是要求从对象那里得到什么东西（爱），以此代替了我们向他的奉献给予，代替了我们对他的无所限制和无所求取——除了他的陪伴。另外：特丽莎照卡列宁原来的样子接受了他，没有幻想什么去试图改变他，一开始就赞同他狗的生活，不希望他从狗的生活中脱离出来，也不嫉妒他的秘密私通。她训练他的动因不是要改变他（如一个丈夫试图改造妻子和一个妻子试图改造丈夫），只是给他提供一些基本语言，使他们能够交际和一起生活。再有：没有人迫使她去爱卡列宁，爱狗是自愿的。（特丽莎再次回想起母亲，对发生在她们之间的一切感到悔恨。如果母亲是村庄里众多妇女中的一个，她满可以很容易地发现，母亲的粗野也能将就将就。哦，只要她母亲是一个陌生人！从孩提时代起，特丽莎的面容就被母亲霸占，她的“我”就被母亲没收，她对母亲的这种方式感到羞耻。比这更糟糕的是那种长者的命令，“爱你的父亲和母亲”。这种命令强迫她去同意那种霸占，去呼应那种侵略性的爱。特丽莎与母亲的决裂并不是母亲的过错。特丽莎与母亲决裂，不光因为对方是她观在当着的这个母亲，而因为她是一个母亲。）最重要的是：没有人能给其他人一种牧歌式的礼赠，只有动物能这样做。动物不是从天堂里放逐出来的。狗和人之间的爱是牧歌式的。从来不知道有什么冲突，有什么忽发冲冠的壮景；从来不知道什么发展演变。卡列宁在特丽莎和托马斯周围的生活基于一种重复，他期待他们也同样如此。如果卡列宁是一个人而不是一条狗，肯定早就对待丽莎说了：“看，我病了，天天往嘴里送面包圈也厌烦了，你能带点别的什么东西来吗？”就在这里，整个人类的困境得到了展现。人类的时间不是一种圆形的循环，是飞速向前的一条直线。所以人不幸福；幸福是对重复的渴求。是的，幸福是对重复的渴求。特丽莎心里想。集体农庄主席下工后，带着他的摩菲斯特外出散步，碰到特丽莎时总忘不了说一句： “他干嘛这么迟才到我这里来呢？早来一点，我们可以邀伴去沾花惹草啊！他和我，哪个娘们耐得住这两个猪娃的诱惑？”那一刻，猪就训练有素地哼哼呼呼噜噜一阵。特丽莎虽然预先就确切地知道了对方要说什么，但每次都大笑了。这个玩笑多次重复，还是没有失去煽力。正相反，在牧歌式的环境里，连幽默，也受制于重复这条甜蜜的法律。５狗比起人类没占多少便宜，但有一条是极为重要的：法律没有禁止对狗给予无痛苦致死术；动物有权利得到一种仁慈的处死。卡列宁依靠三条腿行走，更多的时候是躺在角落里呜呜地啜泣。丈夫和妻子都同意，他们没有权利让他毫无必要地遭罪。但是，他们原则上同意了这一点，仍然不得不面对着决定时间的苦恼，即什么时候他的遭罪确实是毫无必要了呢？在哪一个瞬间他的生命不值得再延续了？如果托马斯不是一个医生那该多好！他们就能躲到第三者的后面去，可以去把兽医找来，请他给狗打上一针，让他安息。扮演死神的角色是一件可怕的事。托马斯坚持他不能自己来打针，得把兽医请来做这件事。后来他又意识到，如果这样他可以把一种禁止人类享受的特权提供给卡列宁：让死神具有他亲爱者的外观。卡列宁整夜都在呜咽。早上，托马斯摸了摸他的腿，对特丽莎说：“不用等了。” 只有几分钟他们就不得不去上班了。特丽莎进去看看卡列宁。他还躺在角落里，全然没有感觉（甚至托马斯摸他的腿时也不认人），但一听到门响看见特丽莎进来，便竖起脑袋看着她。她受不了他的凝视，几乎有些害怕。他从不用这种眼光去看托马斯，只是看她。而且即使看的话，也没有现在这样凝重强烈。这不是一种绝望或者悲哀的目光。不，是一种令人惊恐的注视，是不堪承受的信任。这种注视是一种急渴的疑问。卡列宁在一生中，总是等待着特丽莎的回答，现在又努力让她知道（比平时更急切），他正准备着听取来自特丽莎的真理。（从特丽莎口里出来的一切都是真理，连她命令“坐”、“躺下”，他都视为真理，作为他生命的意义而确认不疑。）他令人惊恐和信任的目光没有持续多久，头垂下去搁在两只前爪上。特丽莎知道，再也不会有谁象他那样看自己了。他们没有给他喂过糖果，最近她才给他买来了一些巧克力块。她把它们从箔纸里剥出来，碎成小块小块的绕着他放了一圈。她又取来一碗水，让他明白什么都有了，他可以独自在家里呆上几个小时。但他目光中似乎透出了极度厌倦。即使被巧克力环绕着，他的头抬也不抬一下。她躺在他旁边搂住他。他艰难而缓慢地转过头来，嗅嗅她，舔了她一两下。他舔着的时候，特丽莎闭上了眼睛，好象要永远记住这一切。她又把脸的另一边就过去让他舔。她不得不起身去照看牛群，直到中午时分才转回来。托马斯还没有回家。卡列宁仍然躺在巧克力的环绕之中，听到她进门，仍然没能把头抬起来。一条腿已经肿起来了，瘤块转移到新的位置。她注意到有些淡红色的（不象血）滴状物在皮下形成。她又一次贴着他躺下来，伸出一条手臂揽住他的身体，闭上了自己的双眼。她听到有人敲门。“大夫，大夫！猪来啦！是猪和它的主人呢！”她缺乏气力去同什么人谈话，没有动也没有打开眼睛。“大夫，大夫！是猪家父子来啦！”一会儿，没有声息了。托马斯半个小时之后才回来，没吭一声径直去了厨房准备打针。他进入房间时，特丽莎已经站起来，卡列宁也挣扎着起了身。他一看见托马斯就微弱地晃了一下尾巴。 “看，”特丽莎说，“他正在微笑呐。” 她有一种恳求的神情，试图赢得一种短暂的延缓，但没有强求。她慢慢地在长沙发上铺开了一张床单，床单的白色底子上有着紫色点子的图案。她早就把一切小心地准备好了，考虑好了，多少天以前就预先设想了卡列宁的死。（哦，我们确实提前梦想着我们所爱的一切行将死去，这是多么恐怖！）他已经再没有气力跳上沙发了。他们一起动手把他抱上去。特丽莎把他放在托马斯旁边，托马斯检查他余下的三条好腿，寻找多少算得上突出一些的血管，用剪子切开了皮。特丽莎跪在沙发旁边，让卡列宁的头紧紧地贴着自己的头。托马斯叫她紧紧抓住那条腿，免得他难于下针。她照着做了，但没有让自己的脸离开卡列宁的头。她一直温和地对卡列宁说着话，而他也仅仅想着她，并不害怕，一次次舔着她的脸。特丽莎喃喃低语：“不要怕，不要怕，你不会感到疼的。你要想一想松树和兔子，你还有很多牛，摩菲斯特也在那里，不要怕……” 托马斯把针头插进血管，推动了柱塞。卡列宁的腿抽搐了一下，呼吸急促有好几秒钟，然后停止了。特丽莎仍然跪在沙发旁边的地板上，脸埋在他的头毛里。一会儿，他们都得回头去工作，把狗留在沙发上，留在白底紫色点子的床单上。他们黄昏时分回来了。托马斯走进花园，找到了特丽莎在两颗苹果树之间用鞋跟划出的长方形，开始挖洞。他精确地遵循特丽莎的标示，希望一切都符合她的愿望。特丽莎和卡列宁留在房里。她害怕下葬的时候他还活着，将耳朵贴近他的嘴，觉得自己听到了一种微弱的呼吸声，退一步，似乎看财他胸膛细微的起伏。（不，她听到的呼吸声是自己的，而且自己的身体从来都有细微的颤动，她才有了狗动的印象。）她从提包里找出一面镜子，送到他的嘴前。镜面如此模糊不清，她以为自己看见了上面有水珠，水珠当然是狗的呼吸弄出来的。 “托马斯，他还活着！”托马斯拖着两只带泥的靴子走进房门时，她叫起来。托马斯弯腰看了看，摇摇头。他们将垫着他的床单各扯一端，特丽莎是低的一头，托马斯是高的一头，把他抬起来送往花园。特丽莎感觉到手中的被单有些湿润，想起他是湿津津进入我们生活的，现在又湿津津而去，她高兴地感触到手中的潮湿，他最后的招呼致意。他们来到苹果树前把他放下来。她朝坑穴俯下身去，拾掇床单让它能完全盖住卡列宁。真是不堪想象，泥土就要把他掩埋了，雨水将要洗在他赤裸的身上。她转回房去取来了他的项圈、皮带，还有早晨以后动也没动的一满捧巧克力，把它们全部投了下去。坑穴边是挖出来的一堆新土，托马斯一铲一铲把土填回去。就在这时，特丽莎回想起她的梦：卡列宁生出了两个面包圈和一只蜜蜂。突然，这几个词听起来有点象墓志铭。她想象有一块纪念碑立在两颗苹果树之间，上面刻着：这里安息着卡列宁，他生了两个面包圈和一只蜜蜂。花园已沉入了黄昏，正处在白昼与黑夜之间。一轮较洁的月亮悬在清空，一盏灵堂里忘记关掉了的灯。靴子都沾着泥巴，他们把锹和铲子送回放工具的地方，那里，他们的工具立了一排：耙，水桶，锄头。６他坐在平常读书用的桌子前。在这种时候，特丽莎通常会从身后走过来，靠上去，把脸贴到他的面颊上。然而这一天她吃了一惊。托马斯不是在读书，面前是一封信，尽管上面打出来的字不超过五行，托马斯却不解地久久盯着它发呆。 “什么事？”特丽莎额觉心里一沉。托马斯没有回头，拿起信递给她。信上说他当日务必赶到邻近某镇的机场去报到。他终于转过头来，特丽莎从他的眼中看到了自己新察觉出来的恐惧。 “我跟你一起去。”她说。他摇摇头：“他们只要见我一个。” “不，我跟你一起去。”她重复一句。他们坐上托马斯的小卡车，不知什么时候赶到了机场。雾很浓，他们仅仅能看清机场上少许几架飞机模糊已极的轮廓。从一架走到另一架，发现所有的门都关着，不能进去。直到最后，他们才发现有一架飞机的门开了，门口靠着一架活动登机梯。他们爬上去，接受了门口一位乘务员的点头招呼。这是一架小飞机——仅仅能容纳三十位旅客— —眼下座位全空着。他们互相搀扶走入座椅之间的过道，占了两个相邻的座位，没有注意周围的一切。特丽莎把头靠在托马斯的肩头，最初的恐惧之潮已经退去，被随之而来的悲凉取代了。恐惧是一种震击，是高度盲目的瞬间，缺乏任何美的隐示。我们所能看到的是一种尖锐刺耳的光芒而不知有什么事在等着我们。在悲凉这一方面，它在我们面前呈现出已知的东西。托马斯和特丽莎知道什么东西在等待他们，恐惧之光已失去了它的严厉，温和的蓝色光辉泳浴着这个世界，使它美丽。特丽莎读信的时候，没有感觉到任何对托马斯的爱，恐惧之感吞灭了所有的感情和本能。而现在，她意识到自己简直一刻也不能离开他了。紧靠着池（这时飞机正在冲过浓浓雨云），她的恐慌消退，渐渐体味到自己的爱，一种她认为无边无际的爱。飞机终于着陆。他们走向乘务员打开的机门，站在登机梯的顶端时仍然互相搂着腰。他们看见下面站着三个人，都带着兜帽，握着步枪。没有什么可以拖延的，在这里根本不可能逃脱。他们慢慢走下来，脚刚接触到机场的地面，那三人中有一个举起枪对准了他们。没有枪声，但特丽莎感到托马斯——一秒钟前还紧靠着她，搂着她的腰——栽倒在地上。她努力抱起他，但他不能支撑住自己，倒在水泥跑道上。她俯下身去扑在他身上，用自己的身体盖住他，但她突然注意到一件奇怪的事：托马斯的身体在眼前飞快地缩小。她是如此震惊，呆呆地站着如同一根木头。托马斯的身体缩得更小了，越来越不太象他，最后变成了极小极小的一颗，开始滑动，奔跑，飞越停机坪。射杀托马斯的人取下面罩，给了特丽莎一个舒心的微笑，转身开始追击那个小玩意儿。小玩意儿东窜西窜，似乎不顾一切地试图躲避什么东西，找一个藏身之洞。追击持续了一会儿，直到那个人突然一个猛扑才告结束。那人站起来回到特丽莎面前，手里抓着什么东西。是一只兔子，一只害怕得哆哆嗦嗦的兔子。他将其交给特丽莎。一刹那间，特丽莎的恐惧和悲凉都消失了，高兴地把这只动物抱在怀里，很高兴这只兔子属于她，可以把它紧紧地贴着自己的身体。她突然欣喜地哭了，哭着哭着，直到泪水蒙住了双眼。她带着兔子回家，感到自己已经接近了她的目标，她想要呆在那里并永远不再抛弃的地方。她在布拉格的街头游荡，没费什么事就找到了自己的房子，她小时候同爸爸妈妈一起住过的房子。但爸爸妈妈已经定了。有两个她不曾见过的人招呼抛，但她知道那是自己的老祖父和老祖母。他们脸上都有树皮般的深深皱纹，特丽莎很高兴将同他们住在一起。不过跟下，她希望能与自己的小动物先单独呆一会儿。她很快找到了自己五岁时住的那间房，当时父母决定她应该有自己的生活空间了。房里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桌上有一盏灯，那盏灯从未停止过燃烧，似乎一直预料到了她的归来。灯架上栖息着一只蝴蝶，宽大的翅翼上印上了两个大大的斑圈。特丽莎知道这只蝴蝶就是自己的终点。她在床上慢慢躺下来，把兔子紧紧贴住自己的脸。７他正坐在平常读书用的桌子前，面前摊着一个已经开了的信封和一封信。“好几次了，我收到一些信，没有告诉过你，”他对特丽莎说，“是我儿子写来的。我努力把我和他的生活完全分开，看我到底落个什么下场。几年前，他被大学开除了，眼下在一个村子里开拖拉机。我们的生活也许是分开了，不过它们还是朝一个方向运动，象平行线。” “你于嘛从不告诉我这些信？”特丽莎大松了一口气。 “不知道。我以为这事令人很不愉快。” “他经常写吗？” “时不时写。” “写些什么？” “他自己。” “有趣吗？” “是的，有趣。你该记得，他母亲是个热情的追随当局者。这样，他很早就同她断了关系。后来，他接济一些象我们这样倒了霉的人，跟着他们转入了政治活动。他们中间有些人已下了大牢。但他也跟他们分手了。他在信里，称他们是‘永远革命派’。” “是不是说，他与当局讲和了？” “不，根本不是。他信了上帝，还认为这事至关重要。他说我们不必留意当局，完全不理它，应该根据宗教的指示来度过日常生活。他宣称，要是我们信上帝，就可以按我们的行为方式，对付任何形势，把它们变成他叫作‘人间的天国’的一种东西。他说在我们国家，教会是唯一能逃避国家控制的自愿者团体。教会帮助他反对当局，他真正信仰上帝，所以我很想知道，他是不是入了教会。” “你为什么不问他？” “我以前钦佩信徒，”托马斯继续说，“我以为他们有一种奇异的先验方式，来察觉我身边的事情。你可以说，象特异功能者。但我儿子的经历证明，忠诚实际上是一件相当简单的事情。他摔了一交，被抛弃了，天主教收留了他。他还不知道天主教是什么，就行了忠诚。所以决定问题的是感激，很可能。人类的众多决定都简单得可怕。” “你给他回过信吗？” “他从没留下回信的地址，”他说，“邮戳只标明了地区名称，我只好给那个集体农庄寄了一封信。” 特丽莎想起自己曾经怀疑托马斯，感到有点羞愧，希望能补偿一下自己的过失，有一种给他儿子做点什么事的冲动：“为什么不给他写上一句，邀请他来看看我们？” “他看起来象我，”托马斯说。“一讲话，上嘴皮扭得象我的一样。让我来看自己的嘴皮劈哩啪啦谈什么天国——这个想法莫名其妙。” 特丽莎哈哈大笑起来。托马斯也与她笑成一团。 “不要这样孩子气，托马斯！”特丽莎说，“你和你前妻的事，毕竟是一本老帐了，与他有什么关系？他又有什么办法？干嘛因为你自己年轻时找错了人，来伤害这个孩子？” “坦白地说吧，一想到同他见面，我就怯场。这是主要原因，使我什么也没干。我不知道什么东西搞得我这样顽固，始终不想见他。有时候，你打定主意却不知道为什么，惯性力量使你坚持下去。这东西一年年强化，很难改变。” “请他来吧！”她说。下午，她从牛棚回来的路上，听到大路上有人声。近了，才辨出是托马斯的小卡车。他弯着腰正在换轮胎，一些人围着他等待完工。她不能使自己的目光从他身上移开：他看上去象一位老人，头发变灰了，今非昔比了，不在于从医生变成了司机，而在于不再年轻了。她回想起最近一次与集体农庄主席的谈话。对方告诉她，托马斯的车子情况很糟糕。他象是在开玩笑而不是抱怨，但她听出他是有所担心。“托马斯对人里面的东西，比对机器里面的东西当然内行得多罗！”他哈哈大笑。接着，他承认他去过当局那里好几次，要求他们同意托马斯归队干本行，哪怕在地方上干干也好。但他得知警察局仍然不批准。她走到一棵树的树干后面，不让卡车旁边的人看见自己。她站在那里久久地观察丈夫，突然感到一阵强烈的自责：他从苏黎世返回布拉格是她的错，他离开布拉格也是她的错，甚至就是在这里，她未能给他留下一丝安宁，卡列宁病死那阵子，她还用隐秘的怀疑来折磨他。她总是隐秘地责怪托马斯爱她爱得不够，把自已的爱视为无可指责，视为对他的一种屈尊恩赐。现在，她看出了自己是不公正的：如果她真是怀着伟大的爱去爱托马斯，就应该在国外坚持到底！托马斯在那里是快乐的，新的一片生活正在向他展开！然而她离开了他！确实，那时她自信是宽宏大量地给他以自由。但是，她的宽宏大量不仅仅是个托辞吗？她始终知道托马斯会回家来到自己身边的！她召唤他一步一步随着她下来，象山林女妖把毫无疑心的村民诱入沼泽，把他们抛在那里任其沉没。她还利用那个胃痛之夜骗他迁往农村！她是多么狡诈啊！她召唤他跟随着自己，似乎希望一次又一次测试他，测试他对她的爱；她坚持不懈地召唤他，以至现在他就在这里，疲惫不堪，霜染鬓发，手指僵硬，再也不能捉稳解剖刀了。现在他们已经山穷水尽了，还能向哪里去呢？他们不可能再获准出国了，不可能再找到一种回布拉格的办法了：那里不会有人给他们工作。他们甚至没有理由移居到另一个村庄。仁慈的上帝，他们定完了所有的路程，只是为了让特丽莎相信他爱她吗？托马斯终于成功地换好了轮胎，爬到驾驶座上。人们也开始上车，发动机吼了起来。她回家洗了个澡。躺在热水里，她总是对自己说，她用了自己一生的软弱来反对托马斯。我们所有的人总是倾向于认为，强力是罪犯，而软弱是纯真的受害者。但现在特丽莎意识到，在她这里真理恰恰相反。即使是她那些梦，在一个男人的感觉中仅仅是软弱而非坚强的梦，也展示了她对托马斯的伤害，迫使他退却。她的软弱是侵略性的，一直迫使他投降，直到最后完全丧失强力，变成了一只她怀中的兔子。她无法摆脱那个梦。她从浴盆里站起来，穿上一些好看的衣服，希望自己以最好的姿容使他愉悦快乐。她刚刚扣完最后一颗纽扣，托马斯和集体农庄主席，还有一位脸白异常的年轻农工，闯了进来。 “快！”托马斯叫道，”来点烈性酒！” 特丽莎跑出去，取回一瓶思利沃维兹，往一个酒杯里倒出一些。年轻人一口就饮得干干净净。他们告诉她事情经过。那位小伙子刚才肩胛骨脱臼；痛得叫爹叫妈。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只好叫托马斯。托马斯三下五除二就把骨头复位了。小伙子又喝下一杯，对托马斯说：“你太太今天真成了绝色佳人！” “呆子！”主席说，“特丽莎从来就漂亮。” “我知道她从来就漂亮，”年轻人说，“但今天她穿上了这么漂亮的衣服。这身打扮我可从来没有见过。你们准备出门吗？” “不，不是。我是为托马斯穿的。” “你这个幸运的魔鬼！”主席大笑着说，“我那老太婆做梦也没想过要为我来穿衣！” “难怪，你总是同猪娃去散步，猪娃代替了你老婆。”年轻人也开始哈哈大笑起来。 “算了，摩菲斯特怎么样？”托马斯问。“我至少——”他想了想，“至少一个小时没有看见它了。” “它一定在想念我。”主席说。 “看见你这身打扮，我就想跳舞，”年轻人转向托马斯问，“你允许我跟她跳舞吗？” “我们都去跳吧。”特丽莎说。 “你来吗？”年轻人问托马斯。 “你们打算到哪里去？”托马斯问。小伙子说了附近一个小镇的名字，那里的旅馆酒吧有一个舞厅。 “你也来，”年轻人已经喝下了第三杯思利沃缎兹，用指令的口气对集体农庄主席说，又加上一句：“要是摩菲斯特太想念你，我们就把它也带上。这一来我们有两个可以出场的猪娃啦！娘们一眼看俩大饱眼福，不来求才怪呢！”他又哈哈大笑。 “要是诸位不觉得摩菲斯特丢人，我就听你们的。”他们挤上了托马斯的小卡车— —托马斯开车，特丽莎坐在旁边，两个男人带着半瓶酒坐在后面。车子还没有出村，主席发现大家忘了摩菲斯特，大叫大嚷让托马斯把车开回去。 “不要急，一只猪娃也开得了锣。”小伙子让主席安静下来。天渐渐黑了，道路开始急转弯爬高。他们来到镇上径直开到旅馆。特丽莎和托马斯从未到过这里。他们下到地下室，找到了酒吧、舞厅以及几张桌子。有一位大概六十来岁的人在弹着钢琴，年纪与他差不多的一位妇人拉着小提琴。演奏的名曲已有四十年历史了。有五、六对舞伴飘在舞池的地板上。 “这里没有人跟我跳。”小伙子朝四周扫了一眼，立即邀特丽莎跳舞。集体农庄主席和托马斯坐在一张空桌旁边，要了一瓶葡萄酒。 “我不能喝，”托马斯提醒他，“我要开车。” “别傻，”他说，“我们在这里过夜。”他起身去服务台，订两个房间。特丽莎与小伙子从舞池里归来，主席接着邀她，最后才轮到托马斯。 “托马斯，”她在舞池里对他说，“你生活中的一切，都是我的错。由于我的错，你的句号打在这里，低得不可能再低了。” “低？你说什么？” “要是我们呆在苏黎世，你仍然会是一位外科医生。” “你会是一位摄影师。” “这是作一种愚蠢的比较，”特丽莎说，“你的工作对你来说意昧着一切；我不在乎我干什么，我什么都能干。我只失去了一样东西，你失去了所有的东西。” “你没注意到我在这里很快乐？特丽莎？”托马斯说。 “外科是你的事业。”她说。 “追求事业是愚蠢的，特丽莎，我没有事业。任何人也没有。认识到你是自由的，不被所有的事业束缚，这才是一种极度的解脱。” 他坦率的声音不容怀疑。特丽莎回想起几个小时前他修理卡车时的一幕，想起自己亲眼看到他如此老态。她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标：一直希望他变得老一些。她再次回想起自己儿时的房间里那只紧紧贴着自己面颊的小兔。变成一只兔子意味着什么？这意昧着丧失所有的力量，意昧着一个人比任何人都虚弱。他们随着钢琴和小提琴的旋律翩翩飘舞。特丽莎把头靠着托马斯的肩膀，正如他们在飞机中一起飞过浓浓雨云时一样。她体验到奇异的快乐和同样奇异的悲凉。悲凉意昧着：我们处在最后一站。快乐意味着：我们在一起。悲凉是形式，快乐是内容。快乐注入在悲凉之中。他们回到桌边。特丽莎又同集体农庄主席和小伙子跳了两三轮，小伙子喝得太多，以至同她一起摔倒在舞池中。接着，他们上楼去，找到了他们那两间分开了的房间。托马斯转动钥匙，扭开了吊灯。特丽莎看见两张床并排挨在一起，其中一张靠着一张小桌和一盏灯。灯罩下的一只巨大的蝴蝶，被头顶的光吓得一惊，扑扑飞起，开始在夜晚的房间里盘旋。钢琴和小提琴的旋律依稀可闻，从楼下丝丝缕缕地升上来。 ——完——